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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亟须一部立足丰厚学术沉淀、构建宏大研究框架、聚焦人口演变规律的论著，深入探讨我国低生育率人口现象。石智雷教授的专著《中国的低生育率》回应了这一期待。该书为理解中国低生育率的本土成因提供了原创性的学术范式，作者以负责任且具有强学术性的方式支撑起政策服务意识，既能对基层家庭生育产生深层次介入的实践效应，又能为生育友好政策形成学术支持。
■ 叶文振
从延续千百年的多子多福传统，到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再到十年前的全面两孩政策，以及2021年放开三孩政策，我国的生育文化经历了多次改变。然而，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持续走低。为深化全社会对我国人口发展“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的综合认识，学界与公众亟须一部立足丰厚学术沉淀、构建宏大研究框架、聚焦人口演变规律的论著，深入探讨我国低生育率人口现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石智雷教授近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著《中国的低生育率》中回应了这一期待。作者基于本土实践，提出“中国生育制度三重解构”的理论框架，突破了西方低生育率理论的解释边界，为理解中国低生育率的本土成因提供了原创性的学术范式。依我之见，《中国的低生育率》一书至少蕴含四方面价值，是一本值得学界和家庭阅读的好书。
突出立场价值 坚持为民立学
身为学者，治学态度决定其为谁做学问、做什么学问和怎么做学问。从《中国的低生育率》一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新时代赋予作者的政治站位和学术使命。作者主动把学术实践融入党和国家发展大局，融入百姓的日常民生，全身心投入到国家的人口增长和家庭的代际繁衍问题的研究中。作者历时15年，对湖北省125个县市区开展生育和生育支持大型田野调查，又持续投入数年的时间和精力，最终完成这部专著。这种聚焦国家民族重大关切的学术追求，做实做深做好学问的扎根学术心态，立足实践进行自主理论阐释的民族学术责任，值得大力提倡与发扬。
突出学科价值 坚持自主立学
人类的生育观念和行为具有复杂的内涵结构、内在关联，受到多因素驱动，带来多方面后果。因此，它横跨多个学科视域，成为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对象。由于各国国情的差异，生育观念和行为具有显著的国别差异性，这种差异也体现在学科内部和跨学科合作方面。因此，在互鉴他国包括生育传统、生育研究和生育应对在内的生育文明时，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在生育历史实践中建构我国自主知识体系，使其既能够解释生育的动态变迁，又能够反哺现代生育文化建设。这是新时代学者肩上的重大学科使命。《中国的低生育率》一书鲜明的学科价值，正体现在与生育相关的多学科彼此融合、自主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以及走向世界的学科知识共享。
在多学科性方面，作者拓展了人口学的学科疆界，把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纳入研究构架。不论是对低生育率的理论解释，还是对低生育率的驱动研究，都大大超越了传统人口学的研究范式，显著深化了人类对自身生育行为模式及其动态变迁的认知。例如，从心理学引进的同伴效应概念，“为解释中国社会当前低生育率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管理学决策理论的运用，明晰了“资源约束下的农村家庭决策和家庭养老”之间的理性关系和互动过程，揭示了父母三种生育策略所体现的朴素动机，即通过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保障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在自主学科体系建构方面，全书贯穿着从实践中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知识这样一条主线，进而科学地解释蕴藏在生育实践中的规律性，正确地指导中国生育实践朝着更加均衡和更高质量方向发展。在回顾“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的理论解释和经验研究”的同时，本书更加注重中国学者对中国低生育率的自主理论解释；在展开低生育率的驱动因素研究时，从生育格局的变化、生育收益的改变以及市场化对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三个维度，建构起自主理论解释框架。本书还积极走向世界，在与西方生育学科知识交汇中，在与其他低生育率的国家经验互鉴中，尝试推介和共享我国自主构建的生育模式历史转变与现代治理的知识系统。
突出学术价值 坚持规范立学
在大样本抽样调查和典型田野观察的并行中，在定量和定性研究的结合中，在AI大模型应用中，尤其是在西方学术范式和东方研究智慧碰撞中，如何做好学问、提升研究质量，既是自主学科知识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驱动其建设加速、质量提升的方法。本书提供了兼具方法论意义和研究实用价值的学术范例，既保证了自身成果的科学性、可靠性和适用性，也为社会科学研究指明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
在收集数据方面，作者在应用全国人口普查和专题抽查等权威资料的同时，也特别重视深入基层的长期定点田野调查，实现了大样本和小典型相结合、长期动态数据和多区域截面资料相补充、变量测度和模型检验相关联的数据支持。本书的学术实践说明，局限于学术圈内部的调查问卷、非专题设计的统计数据库，难以支撑起能够自圆其说、接地气和有创新的学术成果。
本书的学术价值还在于采用规范的研究过程审慎地评价和检验了新的理论假设。从关键变量的科学测度和量化，到通过描述分析了解变量之间的关联度，再到建立在重要文献综述基础上的逻辑推理和假设，最后借助合适的统计方法检验理论假说对现实的解释力度。完整的逻辑链条使每一个观点都有理有据，都可以进行再检验。在这样的学术规范演绎下，书中提出许多有见地、经得起推敲的新观点，形成了自立一说的中国低生育率新知识架构。
突出政策价值 坚持资政立学
我国学者向来有着让学术研究为政策服务的公共意识和研究传统。但当今学界的资政服务不尽如人意。一些研究从缺乏深入分析的结论中延伸出简单重复、无所不包且时效滞后的政策建议，缺乏针对性和可行性，无法转化为行之有效的政策举措，弱化了学界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和顶层政策设计的知识功能。《中国的低生育率》一书则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资政意识，不仅在于提出政策建议，还在于不断强化资政能力、提升资政质量。
作者以负责任且具有强学术性的方式支撑起政策服务意识，既能对基层家庭生育产生深层次介入的实践效应，又能为政策形成学术支持。例如，作者通过补偿效应和黏滞效应的统计估计，发现生育激励政策的设计缺陷和发挥预期作用的中介因素，通过生育影响和驱动因素的作用机制分析生育政策应该关注的重点领域和初始决定因素，通过对外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借鉴提炼对我国的理论和实践启示。这些分析为最后提出应对低生育率人口挑战的政策建议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在提出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策略之前，作者还建立量表和模型对我国生育友好型社会进行统计测度，计算发展指数，估算建设水平，揭示主要问题。其中，关于我国目前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必须从制度环境、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多个维度进行综合建设的研究结论，增加了研究成果的资政分量，体现出作者在激活生育热情方面独一无二的贡献。
转自：中国妇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