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问题的提出
渐进式地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是我国为优化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做出的最新探索。具体来说，我国在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２１ 年相继实施了单独二孩 政策、全面二孩政策，以及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后文简称“三孩政策”）。然而，生育政策调整并未彻底扭转我国生育水平持续低迷的趋势，２０２３ 年全国出生人口数仅为 ９０２ 万人，比 ２０１６ 年降低约 ８８４ 万人，降幅高达４９．５０％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后文简称 “七普”）数据，我国２０２０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 １．３。可见，尽管我国已经放开三孩生育限制，但实际生育水平远低于政策生育水平，大多数育龄家庭仅生育一个孩子，生育二孩的家庭不多，生育三孩的家庭则更少。那么，哪些家庭生育了三孩？他们的生存状况怎么样？现有研究与数据资料还未充分回答这些问题。
不同孩次家庭的生存状况，一直是严格控制生育时期人口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已有大量学者以独生子女家庭、独女户、双女户等计划生育家庭为对象，对他们的经济水平、居住方式、 社会适应等生存状况展开研究（代长印，２００５；李立文、余冲，２００８）。 其中，农村计划生育家 庭的生存状况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冲击较大，也因此受到更多关注。 杜本峰和李巍巍（２０１５） 基于 ２０１０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数据分析发现，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在抵御自然灾害类 风险、劳动力缺乏风险以及各种市场类风险上存在不同程度的脆弱性。 同时，农村纯女户由 于在经济收入、劳动力、社会地位等方面处于劣势，被认为是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下新出现的弱 势群体（刘柏生，２００５）。 随着生育成本的不断攀升和生育率的持续降低，我国已经进入由生育成本驱动的低生育率阶段，有子户和独女户之间的生存状况不再有显著差异（石智雷等，２０１４；石智雷、滕聪波，２０２３），多孩家庭（尤其是三孩家庭）则由于高企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而面临沉重的生存和发展压力。三孩家庭是最先响应国家生育政策调整的群体，其生存 状况不仅反映了三孩政策的实施效果，还可能对二孩家庭的三孩生育决策产生影响，直接关系到生育友好型社会氛围的构建，是当前迫切需要调查研究的学术命题。
鉴于此，本文聚焦于三孩家庭，深入剖析其人口学特征，特别关注三孩家庭的群体特征在 生育政策调整前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宽现有研究视域，加深对三孩 家庭群体特征的认识。同时，通过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本文能整体把握当前三孩家庭的生存状况，了解三孩家庭正经历的生存困境，从而为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提供有重要参考价 值的信息。具体而言，本文运用大数据匹配和社会调查法，专门针对湖北省１２５个县市区（含 功能区）的三孩家庭开展第四期湖北百县生育调查（２０２３），深入分析三孩家庭的群体特征和 生存状况，并进一步识别影响三孩家庭生存困境、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２调查设计与样本分析
本研究团队以湖北省为调查区域，但研究样本并不完全局限于湖北户籍，还包括流动到 湖北和流出湖北的人口，具体可分为３类：户籍在湖北，居住在湖北；户籍在湖北，居住在外地；户籍在外地，居住在湖北。本文数据库的生成共经历了３个步骤。第一步，在湖北省全员人口数据库基础上，通过比对、匹配湖北省新生儿分娩数据库和出生证明数据库获取三孩家 庭完整的生育史信息，并在其中筛选出在 ２０１５年后生育三孩 且夫妻婚姻状况均为初婚的全部家庭，共计１４５９８６ 户。 第二步，通过比对公安户籍信息系统匹配三孩家庭中夫妻双方的户籍信息，通过比对疫情期间健康码信息匹配三孩家庭中夫妻双方的常住地信息，进而形成 湖北省 ２０１５ 年后生育三孩家庭的全样本数据，这也是本研究的基准数据库。第三步，在基准数据库的基础上，对 ２０２１年后生育三孩的家庭开展抽样调查以获取调查数据库。本研究团 队在湖北省１２５个县市区（含功能区）中，根据当地三孩家庭的数量，随机抽取家庭进行调查。由于三孩家庭中女性通常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因此调查对象以女性为主，随机抽取２／ ３的家庭由女性回答问卷，１／３的家庭由男性回答问卷。调查计划完成的样本量为２８００户，最终共获得有效样本2710户。
本文最终使用的研究数据库包含两部分信息：一是基准数据库中的人口学特征和生育史 信息，包括三孩父母的出生日期、学历、初婚日期、孩子的出生日期及性别等；二是调查数据库中丰富的调查问卷信息，包括祖辈照料情况、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养育３个孩子过程中面临的 最大困难等。本文基于基准数据库分析三孩家庭的群体特征，基于调查数据库分析三孩家庭 的生存状况 。根据基准数据库，湖北省２０１５年后生育三孩的家庭中，有 １０８２９８ 户在三孩 政策实施前（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年）生育三孩，有 ３７６８８ 户在三孩政策实施后生育三孩。 根据三 孩家庭的胎次结构，可以将全部三孩家庭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在最近一胎孕育了多胞 胎，而非主动生育第三个孩子，具体包括三胞胎和一胎单胎、二胎双胞胎两种情况。 该类家 庭共计 １４６２０ 户，占全部三孩家庭的１０．０１％。 其中，三胞胎家庭的数量非常少，主要由一胎单胎、二胎双胞胎家庭（１４４７３ 户）组成。第二类是主动生育第三个孩子，具体包括生育 三胎（每胎都是单胎）和一胎双胞胎、二胎单胎两种情况。该类家庭共计１３１３６６ 户，占全 部三孩家庭的 ８９．９９％。其中，生育三胎（每胎都是单胎）的有１２７２２０ 户，占全部三孩家庭的 ８７.１５％。
３三孩家庭的群体特征与生存状况
３.１三孩家庭的群体特征
３.1.1 ２０１５ 年以来，三孩生育数先升后降，三孩生育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
如图１所示，２０１５ 年以来，湖北省三孩生育数先升后降，但三孩生育比例总体呈现上升 趋势。具体来说，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湖北省三孩生育数和三孩生育比例基本呈现持续上升趋 势，三孩生育比例从 ２．５５％提升到 ４．０６％。 ２０２１年起，三孩生育数开始逐年下降，但三孩生育比例在 ２０２１年小幅下降后又持续上升。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３ 年，三孩生育比例从 ３．８４％上升至 ４．５１％。可见，尽管新冠疫情冲击了三孩生育数，但三孩政策的实施仍然释放了一部分三孩生育潜力。
3.1.2生育间隔随孩次增加而延长，生育三孩时母亲年龄集中在 ３２ 岁左右 分析三孩父母的年龄分布发现，７１.２３％的女性在 ２６ ～ ３５ 岁生育三孩，６８．４８％的男性在３１～４０ 岁生育三孩。 其中，３１～３５ 岁是生育三孩的峰值年龄区间，４１．７０％的女性和 ３８.６３％的男性在３１～３５ 岁生育三孩。３５ 岁之后，女性生育三孩的可能性快速下降，仅有１９．６９％的女性在３６～４０岁生育三孩，不超过５％的女性在４１岁之后生育三孩。
图２绘制了三孩父母婚姻、生育的平均年龄轴。可以看出，三孩父母的婚姻、生育整体呈 现连续性、紧凑性的特征。 他们平均在婚后一年以内生育一孩，在一孩生育的４.２０年后生育二孩，在二孩生育的５.３９年后生育三孩。具体而言，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 ２５.１９ 岁，平均一孩、二孩、三孩生育年龄依次为 ２５.４２岁、２９.６２岁、３５.０１岁；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２２.７０岁，平均一孩、二孩、三孩生育年龄依次为２２．９１岁、２７.１１岁、３２.５０岁。
３.１.３三孩政策实施之后，父母为较高学历、城市户口的三孩家庭比例明显提高 三孩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 ９～１０ 年。 其中，男性为 ９．５７ 年，女性为 ９．４２ 年，男性略高于女性。 对比三孩政策实施前后发现，按政策生育的三孩父母的学历明显高于政策外生育 的三孩父母。 ２０２１ 年前生育三孩的男性中仅 １５．７０％有高中及以上学历，该比例在 ２０２１ 年后上升至 ２４．４４％，提升了 ８．７４ 个百分点，增幅达 ５５．６７％；２０２１ 年前生育三孩的女性中仅１２．９７％有高中及以上学历，２０２１ 年后该比例上升至 ２１．３３％，提升也比较明显（见表 １）。
三孩家庭以农村户口家庭为主，夫妻双方都是农村户口的有 １１２２９０ 户，占比为 ８８．２６％;一方是城市户口、一方是农村户口的有８１１２ 户，占比为６．３８％；夫妻双方都是城市 户口的有６８１８户，占比为 ５．３６％。对比三孩政策实施前后发现，２０２１ 年后生育三孩的家庭中，夫妻双方都是城市户口的占比提升了２.６１个百分点；一方是城市户口、一方是农村户口的占比提升了２.０１个百分点。可见，三孩政策的实施释放出一部分城市家庭的三孩生育潜力。
3.1.4男孩偏好是三孩生育的主要驱动力，第三个孩子中超过２／３是男孩。
图３显示，在三孩家庭的一孩和二孩中，超过７０％是女孩，但在三孩中，超过２／３是男孩，性别比发生大幅逆转。
具体而言，一孩是女孩的三孩家庭有 ９５６４７ 户，占比为 ７５．１８％，一孩性别比为 ３３．０１； 二孩是女孩的三孩家庭有 ８９８０３ 户，占比为 ７０.５９％，二孩性别比为 ４１．６７。但在生育三孩时，生男孩的家庭有 ８７３９４ 户，占比为 ６８．７０％，三孩性别比高达２１９．４４。该现象在三孩政策实施 前后并没有明显变化。２０２１ 年以前生育三孩的家庭中一孩、二孩是女孩的比例分别为 ７５．５８％、７０．７５％，三孩是男孩的比例为 ６９．０３％；２０２１年之后生育三孩的家庭中一孩、二孩是 女孩的比例分别为 ７４．０８％、７０．１４％，三孩是男孩的比例为６７．７７％。可见，想再生一个男孩一直是人们生育第三个孩子的主要驱动力。值得关注的是，三孩性别比的异常偏高很可能存在人为的性别选择因素。
3.1.5超四成三孩家庭属于流动人口家庭，尤其在夫妻双方均为农村户口的三孩家庭中流动 人口家庭占比达 ４４.９５％。
由表２可知，在三孩家庭中，流动人口家庭有 ５５３２９ 户，占比超过四成。 其中，夫妻双方都是流动人口的有 ３０１３９ 户，占比为 ２３．６９％；妻子为流动人口、丈夫为非流动人口的有１５１９３ 户，占比为１１．９４％；丈夫为流动人口、妻子为非流动人口的家庭最少;有９９９７ 户，占比为 ７．８６％。
夫妻双方均为农村户口的三孩家庭中流动人口家庭的占比明显高于夫妻双方均为城市户口的三孩家庭。在夫妻双方均为城市户口的三孩家庭中，大多数仍然属于非流动人口家庭，流动人口家庭仅有１７２７户，占比为２５．３３％；与之相对，在夫妻双方均为农村户口的三孩家庭中，流动人口家庭有５０４７０户，占比为４４．９５％。可见，在从乡土中国到流动中国的转变进程中，三孩家庭中的流动人口家庭越来越多，这些家庭在流入地可能面临更多的养育、照料困难，需要更多的关注。
3.2 三孩家庭的生存状况
3.2.1 三孩家庭以“男主外、女主内”为主要分工模式，65.70%的三孩母亲目前没有工作
表3数据显示，三孩家庭中母亲回归家庭专职照料孩子和从事家务劳动的比例很高。在被访的三孩母亲中，有65.70%目前没有工作，而在被访的三孩父亲中这个比例仅为8.75%。分户口类型来看，农村户口三孩母亲目前没有工作的比例(68.62%)明显高于城市户口三孩母亲(53.18%)。可见，大多数三孩家庭选择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以应对养育3个孩子的庞杂、繁重的家务劳动压力。
从职业类型来看，城市户口的三孩父母从事高职业地位工作的比例更高。城市户口三孩父亲从事高职业地位工作的比例为27.02%，明显高于农村户口三孩父亲的相应比例(9.74%)。城市户口三孩母亲从事高职业地位工作的比例为13.87%，该比例在农村户口三孩母亲中仅为2.35%。
3.2.2大多数三孩家庭的照料方式以家庭照料为主，22.28%的家庭打算把孩子送入托育机构
调查结果显示，尽管照料3个孩子的压力很大，但大多数三孩家庭仍然不打算将孩子送入托育机构，只有601位三孩家庭被访者表示打算将孩子送入托育机构，占比仅为22.28%.这说明即使面临沉重的照料负担，三孩家庭的送托意愿仍普遍不高。导致该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需求侧看，公众对托育服务的认可度不够高，没有形成普遍的送托行为模式和送托意识；从供给侧看，即使是普惠性托育服务，其价格对大多数家庭而言仍然偏高，甚至超过部分女性的月收入水平。此外，在三孩家庭中，城市户口被访者的送托意愿比农村户口被访者更强。具体来说，城市户口被访者中有32.46%打算把孩子送入托育机构，远高于农村户口被访者的相应比例(19.99%)。
3.2.3近2/3的三孩父母期望孩子达到本科学历，城市户口、女性、自身学历在高中及以上的群体的教育期望更高
调查结果显示，76.16%的三孩父母期望孩子接受过高等教育。其中，65.91%的三孩父母期望孩子至少达到大学本科学历，7.16%的三孩父母期望孩子至少达到大学专科学历，3.09%的三孩父母期望孩子至少能读上研究生。表示对孩子无明确期望和仅期望孩子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三孩父母很少，占比仅为10.73%。
对比不同群体的教育期望发现，城市户口、女性、自身学历在高中及以上的群体更加重视孩子的教育，教育期望更高。85.97%的城市户口三孩父母期望孩子达到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该比例在农村户口三孩父母中仅为65.14%。女性的教育期望比男性更高，73.01%的三孩母亲期望孩子达到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高于三孩父亲的相应比例(60.52%)。自身学历在高中及以上的三孩父母中有80.01%期望孩子达到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该比例在自身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三孩父母中仅为60.95%。
3.2.4养育、教育支出压力大和没人照看孩子是三孩家庭面临的最大困难
基于三孩家庭被访者对“在养育3个孩子的过程中，您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情况，本研究重点分析了三孩家庭在生育、养育和日常生活中面临哪些困难，以及不同特征的三孩家庭更容易面临哪一类困难。需要说明的是，三孩家庭的生活方式和困难是在养育3个孩子的特定情境中形成的，这些困难不仅包括孩子数量增加带来的压力，还包括不同年龄阶段孩子差异化照料需求带来的负担。因此，三孩家庭的生存困境是在养育3个孩子的过程中需要付出的劳动和精力相互作用和累积的结果。
由表4可知，三孩家庭被访者中认为“养育支出压力大”是最大困难的比例最高(39.59%),排在第二位的是“教育支出压力大”(28.45%)，有19.15%的三孩家庭被访者认为“没人照看孩子”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分户口类型来看，在三孩家庭中，城市户口被访者认为“没人照看孩子”是最大困难的比例最高(29.32%)，而农村户口被访者认为“养育支出压力大”是最大困难的比例最高(42.09%)。同时，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认为“养育支出压力大”是最大困难的比例明显下降，认为“没人照看孩子”是最大困难的比例大幅上升。具体而言，在三孩家庭中，高中及以上学历被访者认为“没人照看孩子”是最大困难的比例为25.85%，比初中及以下学历被访者的相应比例高出11.83个百分点；在初中及以下学历的被访者中，有45.96%认为“养育支出压力大”是最大困难，比高中及以上学历被访者的相应比例高出14.67个百分点。
3.2.5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三孩家庭生活满意度越高
如表5所示，在被询问生活满意度时，认为“一般”的三孩家庭被访者最多，占比为41.63%；其次为认为“满意”的三孩家庭被访者，占比为30.60%；认为“不满意”的三孩家庭被访者最少，占比为27.77%。
基于多种社会经济地位评价指标的分析结果一致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三孩家庭对生活感到满意的比例越高。从户口类型来看，在城市户口的三孩家庭被访者中，有41.22%表示对生活感到满意，明显高于农村户口被访者的相应比例(28.19%)；从受教育水平来看，在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三孩家庭被访者中，有36.12%表示对生活感到满意，高于初中及以下学历被访者的相应比例(26.60%)；从自评社会经济地位来看，在中高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的三孩家庭被访者中，有47.38%表示对生活感到满意，是低自评社会经济地位被访者相应比例的2倍多。
4 三孩家庭生存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4.1 实证策略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本文构建了一个生存状况影响因素分析框架。首先，本文从生存困境②、生活质量③与生活满意度④3个维度刻画三孩家庭生存状况，并进一步将生存困境分解为照料困境、经济困境和发展困境。其次，本文从个体能力、家庭禀赋、社会支持3个层面构建影响因素分析框架：(1)个体能力，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户口、受教育年限等人力资本特征以及早年留守经历、流动情况、工作性质⑤等个人经历和职业信息；(2)家庭禀赋，包括生育间隔、子女性别等生育特征以及祖辈照料、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等家庭情况；(3)社会支持，包括地区教育投入支持、托育服务支持和医疗保障支持3个方面。具体变量设定如表6所示。在分析三孩家庭照料困境、经济困境和发展困境的影响因素时，由于这三者为二分类变量，故使用 Probit回归模型；在分析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时，由于这二者为多元序次变量，故使用有序 Probit 回归模型。
4.2三孩家庭生存状况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4.2.1影响三孩家庭生存困境的主要因素
表7分照料困境、经济困境和发展困境呈现了三孩家庭生存困境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具体来说，在个体能力方面，性别、受教育年限、流动情况和工作性质对三孩家庭生存困境均存在显著影响。首先，女性认为照料困境是最主要困境的概率更高，男性认为发展困境是最主要困境的概率更高。前文分析表明，三孩家庭以“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为主，男性外出工作为家庭提供经济和物质支撑，故经历的就业与职业发展问题更多；女性在家庭中承担抚育、赡养等家务责任，故主要面临养育、教育等照料问题。其次，随着受教育年限的提升，被访者认为经济困境是最主要困境的概率降低，认为照料困境是最主要困境的概率上升。这是因为高学历父母的职业地位和收入通常更高，经济压力更小，但需要将更多时间分配到工作中，所以难免面临工作和育儿的冲突。再次，有跨省流动经历的三孩父母认为照料困境是最主要困境的概率明显高于无跨省流动经历的群体。跨省流动是为了谋求更好的收入和发展，可能需要在劳动和工作中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从而难以满足孩子的陪伴与照料需求。最后，与从事工作稳定性较低的职业或无业的被访者相比，从事政府/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工作稳定性较高职业的被访者认为发展困境是最主要困境的概率显著更低。
在家庭禀赋方面，生育间隔(二、三孩)、祖辈照料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对三孩家庭生存困境均存在显著影响。首先，随着二孩和三孩之间生育间隔的延长，被访者认为发展困境是最主要困境的概率升高，而认为照料困境是最主要困境的概率降低。这是因为生育间隔越长，三孩父母尤其是母亲照料幼年子女的周期越长，长期的照料负担可能使她们难以平衡家庭和工作，从而在职业发展上面临很大挑战。其次，与无祖辈照料相比，有祖辈帮忙照料的三孩家庭认为照料困境是最主要困境的概率更低，认为发展困境是最主要困境的概率更高。可能的原因是，有祖辈帮忙的三孩父母的照料压力较小，所以更倾向于认为发展困境难以克服；同时，也可能存在一种反向关联，即三孩父母正是因为在职业发展上面临较大压力，才主动请求祖辈帮忙照料孩子。再次，三孩家庭的自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倾向于认为照料困境、发展困境是最主要困境，认为经济困境是最主要困境的概率则越低。
在社会支持方面，教育投入支持力度越大，被访者认为发展困境是最主要困境的概率越低；医疗保障支持力度越大，被访者认为经济困境是最主要困境的概率越低。这表明，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三孩家庭的经济与发展困境。
由上述分析可知，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三孩家庭面临的最主要困境明显不同。经济困境是低社会经济地位三孩家庭面临的最主要困境，他们的经济和物质资源相对匮乏，多个子女的养育、教育支出带来的负担很重。与之相比，高社会经济地位三孩家庭能承担养育多个孩子带来的经济压力，但在低层次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们往往追求更高的养育质量和更好的个体发展，故倾向于认为照料困境和发展困境是他们的最主要困境。
4.2.2影响三孩家庭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表8呈现了三孩家庭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具体来说，在个体能力方面，受教育年限对三孩家庭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均存在显著影响，年龄、早年留守经历则只对三孩家庭的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首先，被访者受教育年限越长，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均越高。这可能与高学历群体较为丰富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有关。其次，随着年龄的增长，被访者生活满意度呈现出一种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这可能是因为，在中青年阶段，人们的工作和家庭压力均相对较大，生活满意度因而较低，而到了老年阶段，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相对降低，生活满意度随之提升。再次，有过早年留守经历的被访者生活满意度显著更低。可能的原因是，有早年留守经历的个体在成年后的认知、态度和观念上更为消极(刘玉兰，2013)，当面临多个子女带来的繁重养育负担时，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在家庭禀赋方面，子女性别仅对三孩家庭的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祖辈照料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则对三孩家庭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均存在显著影响。首先，男孩数量越多，三孩家庭的生活满意度越高。与仅有女孩的三孩家庭相比，有2个及以上男孩的三孩家庭的生活满意度显著更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三孩家庭中的男孩偏好。其次，与无祖辈照料相比，有祖辈帮忙照料的三孩家庭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均显著更高。这反映出，祖辈帮忙照料不仅能够缓解子代的照料压力，减轻其养育负担，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子代的生活水平。再次，随着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三孩家庭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均显著提升。高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在经济、教育等资源上拥有更多优势，生育三孩对其生存状况的影响较小。与之相比，由于缺乏各类资源，生育三孩对低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生存状况有显著负面影响。
在社会支持方面，教育投入支持能显著改善三孩家庭的生存状况，教育投入支持力度越大，三孩家庭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均越高；托育服务支持能显著提升三孩家庭的生活满意度，托育服务支持力度越大，三孩家庭的生活满意度越高。
由上述分析可知，三孩家庭的生存状况受其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很大，主要表现为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三孩家庭生活质量越差、生活满意度也越低。此外，来自家庭内部的祖辈支持和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支持均能显著提高三孩家庭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第四期湖北百县生育调查(2023)，构建了国内首个专门针对三孩家庭的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了湖北省2015年后生育三孩的所有初婚家庭。基于该数据库，本文深入分析了三孩家庭的群体特征和生存状况，并进一步识别了影响三孩家庭生存困境、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有以下4点：第一，三孩政策实施后，三孩生育比例呈上升趋势，三孩家庭中父母为较高学历、城市户口的家庭比例明显提高。在空间分布上，三孩生育呈现“低值集聚、高值连片”的分化特征，体现出一种空间晕染效应。第二，男孩偏好是三孩生育的主要驱动力。三孩家庭中一孩、二孩是女孩的比例超过70%，但第三个孩子是男孩的比例超过2/3，不同孩次的性别比发生大幅逆转。第三，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三孩家庭面临的主要困境明显不同，低社会经济地位三孩家庭主要面临生存型困境，而高社会经济地位三孩家庭主要面临发展型困境。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条件下，低社会经济地位三孩家庭难以负担养育、教育3个孩子所需的经济成本，这是关乎生存的基本问题。与之相比，高社会经济地位三孩家庭能相对轻松地承担养育多个孩子带来的经济压力，但在低层次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们往往追求更高的养育质量和更好的个体发展。第四，在目前由生育成本驱动的低生育率阶段，来自家庭内部的祖辈支持和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支持均能有效改善三孩家庭的生存状况。祖辈帮忙照料孩子能显著提升三孩家庭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同时，教育投入支持和托育服务支持对三孩家庭生存状况均存在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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