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冯一桃）2025年3月19日，中心主任石智雷教授和博士生冯一桃在《中国妇女报》理论版头条发表文章《创新治理范式 破解农村高额彩礼难题》。文章指出，高额彩礼存在经济水平提升与结不起婚、社会保障完善与代际风险转嫁、传统礼俗传承与现代价值失序三个悖论，其根源在于婚姻商品化。文章认为，针对农村高额彩礼难题，既需要破除陈规陋习，重塑婚姻观念，也需要立足社会现实，通过产业发展、服务支持、制度规范等多维度协同，推进传统礼俗现代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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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正文内容如下：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再次将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提升至移风易俗核心任务高度，强调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性。如何有效遏制农村高额彩礼，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当前，部分农村地区“天价彩礼”乱象仍在蔓延。这种彩礼攀比风气，不仅加剧了婚姻的经济负担，使情感基础被物质因素取代，还严重侵蚀了乡风文明建设成果，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大阻碍。有效治理高额彩礼，既需要破除陈规陋习，重塑婚姻观念，也需要立足社会现实，通过产业发展、教育引导、制度规范等多维度协同推进，方能真正遏制高额彩礼乱象，推动乡村社会迈向更加文明、健康的发展轨道。
农村高额彩礼的三个悖论
高额彩礼并非单一的传统习俗问题，而是中国城乡社会转型期多重矛盾交织的复杂产物，在文化传统、经济结构、性别权力关系等因素多重博弈下，演化出三个重要悖论。
一是经济水平提升与越发结不起婚的悖论。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农村经济水平显著提高，但彩礼增速远超收入增长。在某些欠发达地区，部分家庭年收入不足8万元，却需支付高达15万元的彩礼。这种越富裕越攀比的现象，源于市场化进程中婚姻资源的稀缺性被资本逻辑放大。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婚姻关系逐渐商品化。同时，农村婚姻市场中性别比失衡加剧了竞争，高额彩礼逐渐成为稀缺女性资源的溢价体现。
二是社会保障完善与代际风险转嫁的悖论。随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家庭本应减少对子女养老的依赖，彩礼带来的经济压力也应有所缓解。然而，现实中高额彩礼仍被视为家庭财富积累和代际风险转嫁的工具，甚至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一方面，尽管社会保障体系在不断健全，但保障水平仍然有限。许多农村家庭仍然依赖子女养老，使得彩礼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养老保障的功能。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家庭收入有限，缺乏有效的财富积累渠道，彩礼逐渐演变为家族内部资源再分配的手段，女方家庭可能将彩礼用于补贴家用、支持兄弟成家或改善生活条件，使彩礼超越婚姻本身，成为家庭经济运作的一部分。
三是传统礼俗传承与现代价值失序的悖论。彩礼逐渐异化为单纯的财富交易，不仅削弱了婚姻的伦理意义，还引发了因高额彩礼导致的社会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传承的断裂，现代年轻人对彩礼背后的文化内涵缺乏理解，使其从象征亲族联结的礼演变为攀比财富的财。同时，市场竞争与财富观念的变化进一步强化了彩礼的经济属性，使其偏离了原有的文化初衷。
农村高额彩礼的理论逻辑
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彩礼却高居不下。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婚姻的商品化。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婚姻逐渐脱离了纯粹的情感和社会结合，开始受到经济因素的深刻影响。男女双方在婚姻市场上逐渐成为商品，尤其在资源和选择有限的情况下，婚姻成为一种“交换”形式，供需关系主导着婚姻的“价格”。在这种婚姻商品化的框架下，彩礼不仅是传统礼仪的体现，更逐渐转变为婚姻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和竞争筹码。男性家庭通过支付彩礼来“交换”女性的婚姻机会，而女性家庭则把彩礼作为其家庭经济状况的体现。这一过程中，婚姻逐渐被赋予了更多的物质和社会资本的意义，彩礼成为衡量婚姻价值的经济标尺。更为复杂的是，随着农村外出务工的增多与信息化进程的推进，农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婚姻市场的透明度也在提升。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往往通过支付高额彩礼来提升自身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而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则通过高额彩礼来彰显自身的财富与社会地位。这种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婚姻市场的经济化与资本化趋势，导致彩礼不断攀升。
农村高额彩礼的治理策略
治理高额彩礼的关键在于推进共同富裕，通过改善经济条件和社会认知来推动婚姻市场的理性化。短期来看，应着力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通过完善托幼、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体系，切实降低农村家庭对婚姻关系的代偿性风险。同时通过法治划定底线、德治树立新风、产业引导重构逻辑，推动传统礼俗的现代化转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一是构建“产业赋能－性别平等”双向驱动机制。一方面，在县域层面打造婚俗改革与产业联动示范区，将彩礼治理纳入乡村振兴考核指标，对主动降低彩礼的家庭提供创业贷款贴息、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优先权等政策激励，以产业振兴对冲婚姻成本。宁夏回族自治区2024年4月出台政策为“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家庭优先分配种植大棚并提供万元创业补贴，截至2024年5月底已认定农村“零彩礼”88对、“低彩礼”453对，占同期农村结婚总量的69.8%。另一方面，通过定向招生、学费减免提升女性受教育水平，打破重男轻女生育观念，以性别平等遏制高额彩礼乱象。
二是完善“公共服务－代际支持”双重保障体系。一方面，建立农村婚姻风险共济基金，由财政拨款、村集体出资、社会捐赠构成，为因婚致贫家庭提供应急救助，通过社会保障托底代际焦虑。另一方面，创新代际互助模式，推行彩礼减半承诺兑换养老服务积分制度，引导青年通过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积累父母未来照护时长，同步探索道德积分治理体系。洛阳市栾川县践行零彩礼、低彩礼等文明风尚转化为可存储、可兑换的时间银行积分，实现移风易俗与养老保障的价值转换。同时，探索发展代际联合创业体，引导新婚家庭与长辈共同经营民宿、电商项目，形成经济收益与情感联结双纽带。
三是打造“价值重构－制度约束”融合治理范式。一方面，创建新乡贤婚俗调解团，组建由退休教师、企业家等构成的民间组织，通过婚俗评议会公开评议高额彩礼案例，形成道德约束共同体。合肥市肥东县通过系统化建设红白理事会，吸纳老干部、老教师等“五老”人员及新乡贤参与婚庆监督，建立从婚宴规模控制到流程规范的全链条引导机制，形成群众广泛参与的移风易俗实践样本。另一方面，探索建立法治化治理框架。指导各村依法修订村规民约，将彩礼限额、婚俗从简等内容纳入村民自治章程；强化民政、公安、司法部门联合执法，整治婚介机构“明码标价”、婚姻诈骗等违法行为。下一步，需加快推动《农村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立法进程，以法治之力破解物质与精神发展不同步的深层矛盾。
当前治理实践已出现积极转向。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彩礼治理”与“移风易俗”并列，标志着政策思维从简单禁止转向系统改革。未来的突破点在于能否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调节、社会参与、文化重构的多维治理框架，在尊重民间智慧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文明的迭代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