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KEYANCHENGGUO

一、引言

推进县城发展不仅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后党和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工作的重心，也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加快县城补短板强弱项，推进公共服务、环境卫生、市政公用、产业配套等设施提级扩能，增强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党中央和国务院2022年5月出台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以及7月颁布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中更明确提出促进县城发展的系列规划。同时，湖北作为国家中部地区城镇化推进的典型省份，2021年的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比率为64.09%，较2020年增长1.20%，增速较快。县域具备较为扎实的农业生产基础，面临着通过城镇化引领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有利机遇，以提升县域城镇化水平为导向推进湖北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不仅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异，促进乡村振兴，也有利于湖北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我国新时期共同富裕的迈进。

与传统的城镇化相比，县域城镇化大体有以下不同：第一，发展路径不同。McGee（1991）提出“城乡融合区”和“乡村聚落转型”的理念，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没有大规模人口迁移的乡村城镇化（杨传开，2019）；陶德凯等（2022）认为县域城镇化具有人口和用地与乡村地区紧密联系的天然优势，能够压缩乡村到县镇的时空距离，有利于打通乡村人口到县城就业安家的“最后一公里”；杨明俊等（2017）认为县域城镇化应统筹核心县市与非核心县市的发展，并尊重人口流动趋势,重塑城乡关系。第二，发展动力不同。高强等（2022）认为相较于以往的城镇化发展，以县域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能够赋予县域更多发展自主权，充分调动县域的内生发展动力；汪增洋、李刚（2017）的研究发现产业非农化可通过提高第二、三产业就业和收入促进县域城镇化，提高工业生产率是加快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关键。第三，城镇化发展的评价维度不同。左停、赵泽宇（2022）认为与以往的人口、土地等单一城镇化评价不同，新型的县域城镇化需要引领县城通过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式实现以农民工群体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真正市民化，以实现城镇化的提质升级；金丹、孔雪松（2020）从人口、土地、社会、经济和城乡协调发展五个维度对湖北省县域城镇化质量进行评价；张红梅等（2017）等从人口与就业、经济社会发展、城镇规划建设、公共服务水平、生态环境质量五个方面测度了贵州县域城镇化的实际水平。赵德昭、许家伟（2021）则从人口、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对贵州县域城镇化进行测评。总体来看，县域城镇化发展的独特性在于：第一，县域城镇化打破了传统城镇化依靠发展大城市推动城市化的发展路径，重视县域城镇的发展带动乡村建设，促进农民就近就地城镇化，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增加县城的第三个元素，增强了城镇化发展的稳定性；第二，传统城镇化是外向性经济催动的城镇化，县域城镇化则是倾向内生来带动的城镇化模式，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通过国内外双循环格局促进城镇化发展；最后，传统城镇化的评价维度较为单一，即人口或土地，而县域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除人口外，在人力发展、经济建设、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多维领域的城镇化提出更高的要求。

因此，本文从人力发展、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创新能力和地理特征五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基于五普六普七普数据对湖北省县域城镇化发展进行合理测度，进一步分析区域间差异及空间变动趋势，并深入挖掘各因素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以期对湖北省县域城镇化发展进行研判，为新时代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县域城镇化多维评估方法

（一）指标构建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县城城镇化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长期以来，对于我国城镇化水平的讨论与研究多基于国际、国家以及省域层面，且测度指标较为单一，多为人口与土地类指标维度。但随着新型城镇化理念的推行及其发展程度的加深，县域城镇化受到学者较多关注，关于县域城镇化水平的测度也逐渐拓展到多维层面来。程明洋等（2019）从人口、土地和经济三个维度测度了黄淮海平原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李海波等（2019）从人口、产业系统、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保障系统三个维度评估了湖南省88个县（市）的城镇化；张春玲等（2019）能从人口与就业水平、环境资源情况、公共服务水平、居民教育情况、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服务设施六个方面测度了河北省县域城镇化发展质量。根据县域城镇化的目标，县域城镇化要求“提升县城发展质量，更好满足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和县城居民生产生活需要”，而这些不仅对产业基础等经济条件有要求，对人力发展、公共服务、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创新能力也有一定需求，同时地理区位优势也一定程度上体影响着县城居民的生产生活，是衡量县域城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

因此，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遵循完整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等原则，并结合县域城镇化的内涵要求和湖北省各县（市）的具体情况，本文从人力发展、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创新能力以及地理特征五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如表2.1）。（1）人力发展方面，本文参考金丹和孔雪松（2020）、张红梅等（2017）选取人口城镇化水平和县域受教育水平两类指标；（2）经济发展方面参考祝志川等（2022）选取居民收入、产业结构和财政支出三类指标，同时选取衡量经济发展较为常用的夜间灯光数据（张建文等，2021；张丹丹等，2022）；（3）公共服务方面主要参考金丹和孔雪松（2020）选取了通信水平、社会救助与医疗卫生的相关指标数据；（4）创新能力方面，由于专业技术人员属于多参与研发创新的职业，因而选用专业技术人员的就业比来体现创新能力的发展；（5）地理特征方面，参考王婧和李裕瑞（2016）选取了区位划分指标，同时考虑到20年间湖北省县域划分的变动选取了行政区划的土地面积比例，并结合自然地理因素选取降雨量数据。

表2.1  湖北省县域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所需2000、2010以及2020年人口数据来自于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创新能力以及地理特征相关数据多来自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湖北省统计年鉴》以及湖北各城市统计年鉴，其中降水量数据来自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省级、市级和县级矢量行政界线均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夜间灯光数据来源于NOAA网站NGDC数据中心，2000年与2010年的夜间灯光数据来自于DMSP/OLS稳定夜间灯光数据，2020年的夜间灯光数据来自于NPP/VIIRS影像，为统一县域单位口径，对夜间灯光数据进行拟合平滑校正。此外，考虑到城镇化评价指标的度量标准、单位与符号等方面存在差异性，故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二）分析方法

1.熵值法

熵值法是现阶段学术界进行确权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其能够有效地反映出各可观测指标信息熵的效用价值，据此得到的指标权重也具有更高的可信度（郝辑和张少杰，2021）。因此，本文参考张文彬等（2020）、郝辑与张少杰（2021）等学者的研究思路，采用分别计算各指标年度权重的方法进行确权，以更加准确地对湖北省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

具体确权步骤为：首先利用标准化后的第t年i县域的j指标Xtij来计算第t年i县域j指标的贡献度Ptij，其次计算第t年j指标的熵值etj，接下来通过熵值计算第t年j指标的差异性系数gij，再用差异性系数计算可得到第t年j指标的权重Wtj。在确定指标权重之后，将无量纲化后的指标与其权重相乘，加权汇总成湖北省县域城镇化水平指数，熵值法具体公式如下：

2.Dagum基尼系数法

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Dagum，1997）测度不同区域的基尼系数，进而讨论湖北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区域差异与空间差异贡献率。该方法的显著优势体现在可以更明确的区分被测样本的空间差异来源，并能有效解决子样本的分布以及样本交叉重叠等问题，使计算结果更准确。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基尼系数定义式为：

其中，G表示总体基尼系数，h、j为区域划分个数，i、r是区域内县市个数；n是县市个数，k是区域个数，nh(nj)是h(j)区域内县市的个数；yhj(yjr)是h(j)区域内的县域城镇化指数，是各区域群县域城镇化指数的平均值。

根据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湖北省县域城镇化的区域差异由以下三部分构成：表征区域内差异贡献的Gw；表征区域间差异贡献的Gnb以及表征地区间交叉项影响的超变密度贡献Gt，且满足G=Gw+Gnb+Gt。相关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式（2.7）表示h地区的基尼系数Ghh；式（2.8）表示地区内县域城镇化差异的贡献Gw，其；式（2.9）表示地区h和j之间的基尼系数Ghj；式（2.10）表示地区h和j之间的净值差异贡献Gnb；式（2.11）表示地区间交叉项影响的超变密度贡献Gt；Dhj表示地区h和j城镇化水平的相对影响，计算公式为式（2.12）；dhj为区域间城镇化水平的差值，表示h、j区域中yhi-yjr>0的样本值加总的数学期望，计算公式如式（2.13）；phj为超变一阶矩，表示区域中yjr-yhi>0的样本加总的数学期望，计算公式如式（2.14），Fh(Fj)为h(j)县域的累积密度分布函数。

3.方差分解法

方差分解法能够对地区的结构差异来源进行有效分解，探究构成差异的因素以及每个因素对于地区差异的贡献程度。本文参考陈明华等（2020）的方法，构建方差模型，将县域城镇化指数（CU）的差异分解为人力发展指数（H）、经济发展指数（E）、公共服务指数（P）、创新能力指数（I）、地理特征指数（G）五个维度，即CUI=H+E+P+I+G。每个维度对于城镇化水平差异的影响程度推导如式（2.15）与式（2.16）所示。其中Var为方差，Cov为协方差，式（2.15）表示将县域城镇化差异成因分解为人力、经济、公共服务、创新能力和地理特征五个维度的要素差异，式（2.16）表示五维度的差异分别对城镇化发展差异的贡献程度。

三、湖北省县域城镇化发展现状

（一）人力发展状况

1.人口城镇化整体逐渐提升，鄂中地区县域人口城镇化最优。

通过图3.1可知，2000年-2020年湖北省县域人口城镇化率增速逐渐加快，但鄂中地区的县域人口城镇化水平最优。纵向来看，湖北省平均县域人口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25.04%增长到2020年的48.60%，年均增长1.18%。由于2010年平均县域人口城镇化率为35.08%，体现出2010-2020年间的人口城镇化率增速整体高于2000-2010年间增速。横向来看，鄂中地区县域人口城镇化率最高，由2000年的32.23%增长到2020年的51.72%，鄂东地区次之，由2000年的25.89%增长到2020年的48.05%，鄂西地区的县域人口城镇化水平最低但增速最快，由2000年的19.14%增长到2020年的46.28%。

图3.1 湖北省县域人口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六、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绘制。

2.人口受教育水平缓慢提升，文盲率降速大。

通过表3.1可知，在文盲人口占比方面，2000年-2020年间湖北省县域文盲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鄂东地区>鄂中地区>鄂西地区。具体来看，下降比例超过10%的四个县分别是罗田县、房县、郧西县、和竹溪县，竹溪县由2000年的21.29%下降到2020年的4.86%，实现超过15%的降幅，这与该县的文盲人口占比基数高有很大关系。此外，阳新县的文盲人口占比在2010年下降至5.63%后，在2020年增长为6.13%，出现小幅上升，这可能与2010-2020年的流动人口数量增加有关。整体上鄂东地区县域文盲人口占比最高，由2000年的11.89%下降到2020年的5.46%，鄂中地区则由2000年的9.16%下降到2020年的3.46%，鄂西地区的县域文盲人口占比与鄂中地区相近，由2000年的10.85%下降到2020年的3.00%，降幅最大。

在平均受教育年龄方面，湖北省县域平均受教育年龄由2000年的8.07年增长至2020年的9.41年，整体受教育水平在缓慢提升。其中赤壁市、潜江市、钟祥市、当阳市、枝江市以及恩施市六地在2020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龄超过了10年，出现较大幅度增长，但也有宣恩县、竹山县以及竹溪县三地在2020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龄不足9年，增幅较小。整体上鄂中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龄最高，鄂东次之，鄂西地区最低。

可以看到，在人力发展状况方面，鄂中>鄂东>鄂西。鄂中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龄皆为最优，文盲人口占比也相对较低；鄂东地区人口城镇化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龄次于鄂中地区，但其文盲人口占比较高；鄂西地区人口城镇化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龄较低，但增速最快，其文盲占比降幅最大。

表3.1 湖北省县域人口受教育水平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六、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二）经济发展现状

1.鄂中地区县域人均GDP最高，鄂东最低。

图3.2 湖北省县域人均GDP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六、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绘制。

通过图3.2可知，近二十年间湖北省县域人均GDP增速较快，且增速方面鄂中>鄂西>鄂东。具体来看，湖北省县域人均GDP由2000年的人均0.5万元增长至2020年的人均5.5万元，年均增长50%。鄂中地区增速最快，当阳市、枝江市分别由2000年的1.25万元和0.74万元增长至2020年的11.82万元和14.23万元，年均增长0.5万元以上，这可能与我国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有很大关系。枝江市的聚龙环保公司主动转型，产能大幅增加，成为全省最大的水处理剂生产企业，凭借铁盐反应釜等10余项专利入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对当地的县域城镇化产生影响。鄂东地区的县域人均GDP增速最慢，为鄂中地区的增速的94.6%。鄂西地区的宜都市增幅最大，由2000年的0.78万增长到2020年的18.00万，实现了22.11倍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当阳、枝江以及宜都都属于宜昌市的行政区划范围，因此尽管三县域属于不同的地理区域划分，但也都受到了宜昌市发展的溢出效应。

2.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先升后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大幅提升。

通过表3.2可看出，近二十年来整体上湖北县域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处于先升后降的发展趋势。具体来看，2000-2010年除鄂东地区外，其余两地的二产增加值占比均上升到40%左右，表明该阶段县域工业制造业发展势头较好。但在2010-2020年三区域均有所下降，鄂东地区的罗田县、英山县、浠水县，鄂中地区的云梦县、当阳市、老河口市，鄂西地区的巴东县、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鹤峰县、竹溪县、丹江口市、远安县以及兴山县降幅都超过了10%以上，体现出县域产业转型的发展变化。

湖北省县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在2000-2020年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具体来看，鄂西地区增幅最大，由2000年的28.28%增长到2020年的50.64%，趋近于翻倍增长，其中恩施市下辖的8县在2020年三产增加值占比均超过了53%，恩施市旅游生态康养产业蓬勃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县域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提高。鄂中地区三产增加值增幅相对较小，这或许与鄂中地区所处平原地区有关，鄂中拥有湖北最大的平原地区，长时间来承担着湖北粮食生产的重要责任，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工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

表3.2  湖北省县域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六、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3.鄂西地区财政支出占比较高，鄂东地区增幅较大。

通过表3.3可看出，湖北省县域财政支出占区域生产总值比例在2000-2010年增速较快，2010-2020年增速减缓，鄂西地区的财政支出占比较高，而鄂东地区的增幅较大。具体来看，2000-2010年湖北省县域财政支出占比年均增速为19.68%，2010-2020年间的年均增速则为1.90%，这一方面反映出2010-2020年县域财政支出与经济总量增长的不匹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县域经济发展对于政府财政支出依赖性的相对减弱。鄂西地区财政支出占比由2000年的10.30%增长到2020年的35.38%，远高于鄂中和鄂东地区，其中建始县、巴东县、宣恩县、郧西县、房县的财政支出占比在2020年均超过了49%，地方财政扶持力度较大。鄂东地区增速较快，2000-2020年的年均增速为15.40%，其中罗田县、英山县和孝昌县的年均增速超过了23%，一定程度体现出财政收入的增加以及县域经济的发展。

表3.3  湖北省县域财政支出占比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六、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三）公共服务现状

1.固定电话用户数先增后减，信息通讯发展迅速。

通过表3.4可看出，湖北省县域固定电话用户数量整体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发展趋势。湖北省县域固定电话用户数在2000-2010年有所增加，2010-2020年固定电话用户数量逐渐减少，鄂中、鄂西地区2020年固定电话用户数低于其2000年的用户数。从1900年我国第一部固定电话引进至今，通信业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在经历1998年的电信行业深化改革后，移动电话逐渐成为我国电信行业的主流，与之相对应的是固定电话数量增长速度的减慢乃至减少。通过湖北省县域的固定电话发展历程，可以看到2000-2010年，鄂东、鄂中和鄂西三地区的固定电话用户数均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这表明县域电信设备的普及率在增加，在2010-2020年间三地区的固定电话用户率逐渐减少则反映出移动电话普及率的提升，人们拥有更方便的通信产品时对于固定电话的需求便下降了。郑世林等指出，在2000年以后，固定电话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已经呈现出负向影响，由于用户萎缩，固定电话基础设施已经出现闲置的迹象（郑世林等，2014）。

表3.4  湖北省县域固定电话用户数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六、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2.社会福利院数量先增后减，社会福利机构床位数大幅增加。

从表3.5可看出，湖北省县域社会福利院数量在2000-2010年不断增加，在2010-2020年间逐渐下降，而社会福利机构床位数则是在整个区间内增加的。具体来看，在2000-2010年多数县域的社会福利院数量是增长的，其中鄂东地区的英山县以及鄂西地区的巴东县、竹山县、竹溪县年均增幅都超过20%，蕲春县的社会福利院数量最多，由108增长到了140个；在2010-2020年间有30个县域的社会福利机构数减少，其中鄂东地区的英山县、浠水县、蕲春县、武穴市和鄂中地区的宜城市以及鄂西地区的竹山县下降幅度最大，年均降幅超过7%，蕲春县下降幅度最大，由140下降到了14个。社会福利机构床位数在2000-2010年间增幅较大，其中鄂东地区红安县、鄂中地区石首市、鄂西地区的巴东县、竹溪县、房县、丹江口市年均增幅超过100%，其中红安县增幅最大，由2000年250增长到2010年的5254；在2010-2020年间湖北省多数县域呈增长趋势，但增速显著放缓，也有部分县域出现减少的趋势。

在2000-2010年的县域社会福利院数以及福利院床位数量增加，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在2010-2020年的县域社会福利院数量减少而福利院床位数量增加，一方面反映出单个社会福利机构规模的扩大，公共服务资源的利用更为合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地区出居民对于福利机构需求的集中性，地区居民的自我生存生活能力的提升。

表3.5  湖北省县域社会福利院以及福利机构床位数    单位：个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六、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3.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增幅较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通过表3.6可看出，湖北省县域医疗卫生机构在2000-2020年间数量不断增加，且2010-2020年间增速快于2000-2010年。具体来看，在2000-2010年间鄂西地区的增幅最大，年均增长7.24%，鄂中地区数量最多为1683个；在2000-2010年间鄂东地区的增幅最大，年均增长16.14%，鄂中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仍是最多，达到4079个。湖北省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的增加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医疗卫生服务人数的增加以及整个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完善，且2000年之后的发展速度是逐渐加快的。

表3.6  湖北省县域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单位：个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六、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四）创新能力发展

1.专业技术人员就业占比先降后升，创新能力逐渐增强。

通过表3.7可知，湖北省县域专业技术人员就业占比整体先下降后上升，一定程度反映出县域创新能力的发展状态。具体来看，在2000-2010年鄂东、鄂中和鄂西地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占比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中鄂中地区的天门市、江陵县、洪湖市、钟祥市、枣阳市年均下降幅度均超过3%，尽管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的绝对值增加，但是其增速低于地区就业人员的增速，创新动力相对不足；在2010-2020年间各地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占比增长较快，其中鄂西地区的利川市、建始县、来凤县、秭归县、长阳县和五峰县的年均增速均超过10%，表明地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增速超过地区就业人员增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

表3.7  湖北省县域专业技术人员就业占比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六、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四、湖北省县域城镇化发展评估及变动趋势

（一）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

根据县域城镇化测度指标体系和方法对湖北省63个县域的城镇化水平进行测算，并将研究样本分为3个区域。测度结果如表4.1和图4.1所示。

通过图4.1与表4.1可知，近二十年间湖北省县域城镇化水平是逐渐提升的，但城镇化水平增速整体呈现下降趋势。湖北省县域城镇化水平在2000-2010年的年均增速为2.04%，显著快于2010-2020年的0.04%。具体分年度来看，在2000年湖北省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均值为0.2827，其中潜江市、天门市、枣阳市的城镇化水平最高，分别达到0.4905、0.4893和0.4821，而除随县外（2000年还没有随县的县域划分），石首市、京山县和广水市的城镇化水平最低，仅为0.0997、0.1087和0.1087；2010年湖北省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均值为0.3404，其中大治市、蕲春县和赤壁市的城镇化水平较高，分别为0.4348、0.4095和0.4025，而江陵县和沙洋县的城镇化水平最低，分别是0.2813和0.2905；2020年湖北省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均值为0.3417，其中大治市、枣阳市和宜都市的城镇化水平最高，分别为0.4308、0.4087和0.4079，江陵县城镇化水平最低，仅为0.2748。

a.2000年湖北县域城镇化水平图   b.2010年湖北县域城镇化水平图   c.2020年湖北县域城镇化水平图

图4.1 湖北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变动图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六、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绘制。

分区域对比可知，鄂东地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始终最高，鄂中地区在2010年赶超鄂西地区并持续增长，鄂西地区整体增速减慢，且鄂东地区在2000-2020年的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具体来看，鄂东地区在2000-2010年的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实现了16.36%的增长，而在2010-2020年却下降了3.91%，尤其是蕲春县和英山县变动幅度较大，2000-2010年分别增长了13.72%和22.80%，而在2010-2020年则分别下降了14.97%和12.98%；鄂中与鄂西地区在2000-2010年间的县域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速为2.48%和2.00%，而在2010-2020年的年均增速仅为0.45%和0.02%。

表4.1 全省及各区域县域城镇化水平一览表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六、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通过前文可看到，湖北省县域城镇化发展区域分布不均，本部分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深入探讨造成县域城镇化发展差异的区域来源，并采用方差分解法对关系县域城镇化水平的人力、经济、公共服务、创新以及地理特征五个维度进行差异分析，探讨不同维度的城镇化结构差异来源。

（二）县域城镇化区域差异分析

1.湖北省城镇化水平区域总体差异

按照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计算2000年、2010年与2020年全省县域总体及各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变化状况，总体以及地区的基尼系数差异结果如表4.2所示，趋势变化情况如图4.2所示。

表4.2 城镇化水平区域总体差异表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六、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结合表4.2与图4.2可以看出，近二十年间湖北省县域城镇化差异整体呈现先减小后小幅增加的趋势。具体来看，在2000-2010年间，整体上全省城镇化水平的基尼系数呈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0.1123下降到2010年的0.0346，年均下降速度为6.92%，城镇化水平总体差异在逐渐减小，县域城镇化协同性不断提升；2010-2020年间全省县域城镇化的基尼系数呈现微弱上升趋势，由2010年的0.0346增长到2020年的0.0348，年均增长速度为0.06%，全省县域城镇化差异小幅增长，表明县域城镇化发展协同性减弱。

图4.2 全省县域及区域基尼系数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六、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绘制。

由图4.2可知，全省三大区域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基尼系数差异较大，鄂中地区为先大幅减小后小幅上升的“L”变动趋势，而鄂东与鄂西地区的基尼系数则较为平稳，测度期内变化幅度均小于0.01。具体看来，鄂中地区的基尼系数均值为0.0718，其波动趋势与全省总体水平较为相近，呈现大幅减小后小幅上升的“L”型波动趋势，本文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鄂中大部分地区处于江汉平原，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前期经济发展能够有利带动县域城镇化发展进程，公共服务的改善也大大提升了京山、广水、钟祥等地县域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区域协同性增强，后期随着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地理特征优势相对减弱，经济发展与创新能力等方面的提升相对于人口城镇化的增速降低，因此县域人口城镇化发展差异有所上升；鄂东地区在测度期间的基尼系数较为稳定，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武汉城市圈的辐射发展，核心城市武汉以及黄石、黄冈的溢出效应有效带动了其周边县域的城镇化质量提升，辐射范围的扩大使得县域发展协调性与城镇化水平近乎同步发展；鄂西地区的基尼系数也较为平稳，整体呈现微弱的上升态势，由2000年的0.0151增长到2020年的0.0246，这意味着鄂西地区的县域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在注重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缩小鄂西地区内县域的发展差异。

2.湖北省城镇化水平区域间差异

依据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计算2000年、2010年与2020年鄂东、鄂中与鄂西三地区的县域城镇化指数变动情况，区域间基尼系数结果如表4.2所示，区域间差异变动情况如图4.3所示。

表4.3 城镇化水平区域间基尼系数表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六、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通过表4.3和图4.3可以看出，鄂东、鄂中与鄂西的区域间差异均值范围在0.0782-0.1454，鄂东与鄂西的区域间城镇化差异相对较小，鄂中与其他两地区的城镇化区域间差异相对较大。具体看来，鄂东与鄂西区域间的基尼系数最小，为0.0782，表明两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协同性具有相对优势；鄂中与鄂东、鄂西的基尼系数相近，分别为0.1402和0.1454，是鄂东与鄂西地区基尼系数的1.79和1.86倍，县域城镇化区域间差异较大，鄂中与鄂西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协调性最弱，因此未来鄂中地区进一步提升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同时，也需要增强区域间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性。

图4.3 城镇化水平区域间差异图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六、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绘制。

3.湖北省城镇化差异空间来源分解

按照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计算2000年、2010年与2020年湖北省县域城镇化指数差异来源状况，区域差异来源趋势图如图4.4所示，区域差异来源分解结果如表4.4所示。

图4.4县域城镇化区域差异来源趋势图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六、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绘制。

由表4.4和图4.4可知，超变密度是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贡献相对较小，趋势较为稳定。从差异来源贡献程度看，超变密度贡献最大，测度期内均值为0.0628，贡献了65.09%，显著高于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贡献的13.78%和21.12%。超变密度显示出不同区域间的交叉重叠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度，部分区域城镇化水平总体较高，但该区域内个别县域城镇化值低于该区域内的大部分县域（邓远建等，2020），如鄂中地区的沙洋县和宜城市，显示出全省内的城镇化高水平县域布局较为分散。

表4.4 县域城镇化差异空间来源分解表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六、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从差异来源的变化趋势来看，测度期内超变密度的变动幅度最大（0.0270-0.1251），区域间差异变动次之（0.0056-0.0337），区域内差异变动幅度最小（0.0078-0.0250）较为平稳，其中超变密度与区域内的贡献波动趋势相近，在测度期内均为先减后增变动，而区域间差异则与二者相反，呈现先增后减的变动趋势。本文将全省按照三大区域划分，各区域内县域的地理特征、产业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这或许是区域内差异贡献小于区域间差异贡献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县域城镇化结构分解分析

本部分采用方差分解法湖北省县域城镇化的结构差异来源进行分解，探讨人力发展、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创新能力以及地理特征度五个维度因素对于县域城镇化差异的贡献程度。

1.湖北省整体县域城镇化差异结构分解

图4.5 湖北省整体县域城镇化差异结构分解图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六、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绘制。

通过图4.5可看出，近二十年间整体上五维度贡献变化幅度较大，地理特征维度的贡献最大，创新维度差异贡献最小。具体从静态方面来看，地理特征差异贡献率较大，均值为52.71%；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维度的差异次之，贡献率均值分别为23.40%和13.33%；人力和创新维度的差异贡献率相对较小，均值仅为6.18%和4.37%。从动态发展方面来看，人力发展、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三维度的差异贡献率逐渐上升，分别由2000年的0.05%、3.40%和5.45%增长至2020年的13.28%、20.43%和43.45%；创新能力差异贡献呈先增后降的倒“U”型波动趋势，地理特征差异贡献则呈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90.92%下降到2020年的19.56%，年均下降7.85%。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自然地理特征的差异贡献逐渐被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人为建设取代，而这些差异是湖北省未来发展县域城镇化需要攻克的重要内容。

2.分地区县域城镇化差异结构分解

采用方差分解法计算2000-2020年湖北省县域城镇化指数差异的结构分解，结果如图4.6所示。

a.鄂东地区城镇化差异结构分解图     b.鄂中地区城镇化差异结构分解图     c.鄂西地区城镇化差异结构分解图

图4.6 分地区县域城镇化差异结构分解图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六、七次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整理绘制。

由图4.6可知，全省三地区五维近二十年县域城镇化发展差异的结构来源存在区域异质性。

鄂东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的结构差异主要源于经济发展以及公共服务差异，其贡献均值分别为37.73%和34.77%，二者差异贡献在2010年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本文认为这与湖北省2010年陆续公布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试点县（市、区）有关，鄂东地区的大部分县域都在该试点范围内，且鄂东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受武汉城市圈的溢出效应影响，有利于公共服务和经济维度差异贡献的缩小；人力发展维度的差异贡献逐渐增长，由2000年的7.42%增长到2020年的19.73%，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一方面有利于人力发展维度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增大了人力发展的差异性；地理特征的贡献均值为7.85%；创新能力的差异贡献由2000年的0.49%上升至2010年的11.11%后下降至6.53%，2010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创新科技投入机制的若干意见》的颁布在促进创新能力提升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创新能力的差异贡献。

鄂中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的结构差异主要来自于地理和公共服务维度，且二者差异贡献波动幅度最大。地理特征贡献差异由2000年的91.92%下降到2020年的8.73%，年均下降速度为4.52%；人力、经济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异贡献均呈先增后降的倒“U”型发展趋势，分别由2000年的0.10%、2.77%和0.13%上升至2010年的19.19%、38.12%和7.42%，再以年均超过3%速度下降至2020年的11.80%、16.25%和0.73%，创新能力的差异贡献最小体现出创新能力发展的稳定性和均衡性较强；公共服务的差异贡献占比较大且不断上升，由2000年的5.07%增长至2020年的62.48%，年均增速为56.60%，可见鄂中地区县域城镇化未来需重点关注缩小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差异。

鄂西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的结构差异贡献变动幅度较小且有较为明显的分层现象，其中经济和公共服务维度的差异贡献较高，均值分别为31.07%与39.75%；人力维度差异贡献次之，均值为19.80%；创新和地理维度的差异贡献率最小，均值仅为7.47%和1.91%。鄂西地区多山地，自然环境较好，因此地理维度的差异贡献相对较小，而随着鄂西地区部分县域生态园以及旅游产业的建设发展，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县域间公共服务和经济维度的差异贡献。

总体看来，除鄂中地区外，鄂东和鄂西地区的县域城镇化差异变动都相对平稳，且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的差异贡献相对较大，人力发展维度的差异贡献多呈上升趋势，地理特征的差异贡献整体呈下降趋势，创新能力的差异贡献相对较小。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构建了包含人力发展、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创新能力以及地理特征五个方面的县域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五普、六普和七普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了2000-2020年湖北省63个县域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并从整体以及三大区域角度分析了县域城镇化发展的现状特征，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的方法对湖北省县域城镇化的区域差异进行分解，并解读其空间差异来源，最后采用方差分解的方法对县域城镇化差异从五维度结构来源进行研究，探讨不同维度的结构差异贡献度，结论如下：

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方面，湖北省的县域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但增速放缓，综合县域城镇化均值为0.3216，整体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鄂东地区县域城镇化最高，鄂中地区测度期间赶超鄂西位居第二，鄂西地区县域城镇化水平最低，鄂东地区城镇化发展状态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变化趋势。

县域城镇化区域差异方面，超变密度是县域城镇化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贡献相对较小，趋势较为稳定。超变密度贡献整体呈增长趋势，表明超变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变动的最主要因素。县域城镇化差异总体呈现先减小后小幅增加的趋势，区域内差异与区域间差异存在分层现象，鄂中地区与其余二地区的区域间差异相对较大。

县域城镇化结构差异方面，湖北省整体五维度差异贡献变化幅度较大，其中地理特征差异贡献最大且下降幅度较大，创新能力维度贡献最小但波动上升。地区县域城镇化的差异来源存在一定异质性，鄂中地区结构差异主要来自于地理和公共服务维度，且二者差异贡献波动幅度最大；鄂东和鄂西地区的县域城镇化差异变动相对平稳，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是两地区结构差异的主要来源，创新能力的差异贡献相对较小。这表明湖北县域城镇化发展协同性较弱，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两个维度的平衡发展需着重强化。

（二）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统筹规划，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一是湖北省政府要依据党中央和国务院2022年5月发布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以及7月发布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加强中长期统筹规划，明确提升本省县域城镇化水平的主要任务，并出台相应的实施步骤，提高政策制定的连续性与有效性，促进本省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稳步提升。二是市县级政府要结合地区自身的地理特征、人力、经济、公共服务、创新能力等发展状况，出台具体的配套措施，并构建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联动平台，缓解区域政策制度和全面政策制度不能有效匹配的矛盾，形成区域与整体迅速反应的长效机制，促进各县域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如鄂西地区部分山区县域可依托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构建生态园与旅游业发展，同时配套完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县域城镇化发展。三是建立健全政府治理的体制机制，构建部门监管与公众参与的有效协同共治监管体系，不断增强政府的治理能力，切实推动增进县域城镇化相关政策的有效落实。

第二，提升“一主两翼”的辐射能力，促进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一是积极推动以武汉、襄阳和宜昌为核心的武汉城市圈、“襄十随神”和“宜荆荆恩”城市圈的先进经验、技术、知识向周围县域扩散，辐射带动城市圈周围乃至省域边缘（如蕲春县、英山县）等县域的经济结构优化，促进其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升级。二是进一步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三大区域间以及县域之间形成联动机制，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合理配置资源并优化空间结构，以形成互联互通、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

第三，因地制宜，强化多维县域城镇化协同发展。一是鄂中地区的县域政府可以利用县域人口城镇化率相对较高的优势，有针对性地结合地区优势制定经济与创新能力发展扶持政策，加大对于科技创新人才的支持力度，提升县域创新技术产业投资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在积极引进先进市区的优秀创新人才的同时将创新人才培育纳入县域的人才培养规划，推动县域创新能力的发展；二是鄂东、鄂中与鄂西三地区都需进一步完善县域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有序建立较为完备的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增进就业水平，激发县域发展活力，促进五维度综合县域城镇化均衡发展。三是适当提高对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县域财政转移支付，如鄂西地区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宣恩县和来凤县等地，明确部分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的短板，有针对性地采取税收减免、专项拨款、特殊因素补助等形式推动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促进县域城镇化水平的提升。